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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晚晴七十年(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作者:肩担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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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晚晴七十年(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作者:肩担道义】

帖子 由 孙胜男 于 周三 四月 18, 2012 2:38 pm

(一)慈禧和外国的关系与义和团的兴起

自从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外国列强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虽说这是以慈禧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外国的恩怨,但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兴起与这有着直接的联系。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不少维新人士都在外国的庇护下躲过了杀害,让其深感不满。比如当她准备将主张维新的张荫桓处死时英国人出面干涉,张后被遣戍新疆免于一死;当她准备缉拿主张维新的驻日公使黄遵宪时,当时正在中国游历的伊藤博文出面干涉,南洋大臣更是电告总署英国准备派兵10人保护黄遵宪,英国还说如果清廷说不清楚黄遵宪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治其死罪则我国必出力救援,最后黄遵宪也被释放了。

   至于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康梁二人更不消说,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保护下逃过一劫;由于康有为是在英国人的庇护下逃跑的,因此慈禧太后想通过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花钱将其从英国人那里抓回来,但英国却对他进行了严密的保护。李鸿章就将这件事禀告了慈禧太后,当时慈禧太后正在吃饭,听了这个消息后大怒说“此仇必报!”,并且还拿起桌子上的玉壶摔碎了说:“所以志也!”。

   为了除掉康有为,慈禧太后甚至还派刘学洵、庆宽二人前往日本刺杀康有为,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保护而没有成功。

   康有为逃到国外后组织了保皇党,保皇党目的就是要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让光绪帝亲政。他们天天宣扬“皇上圣明,国民共戴”、“无罪见废,大众公愤”、同时还动员部分督抚“起兵勤王”,慈禧太后的反应是“那拉后每得一电辄变色,深恐民心之变”。而保皇党的根基也在国外,外国政府不仅没打击他们反而还采取默许或支持的态度,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外国列强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曾想废掉不听话的光绪帝,但废帝消息传出后国内外各方面都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慈禧太后出于稳妥考虑,接受荣禄的建议先征询各省督抚的意见,当时表示反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就给荣禄回复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当时荣禄就废立事件咨询李鸿章的时,李鸿章也曾说“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其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

   当时外国人对废除光绪帝一事也表示反对,他们觉得还是由较为开明的光绪帝统治比较好,戊戌政变期间英国军舰就曾开到大沽口外,并且还怀疑光绪帝已经被害,要求知道真相。虽然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没有被废,但他“被生病”的消息已是众人皆知,慈禧这么做也是为日后的废立之事做准备,但洋人偏要多管闲事,非要派一个洋人给光绪帝。清廷百般推脱只是不行,最后还是不得同意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宫给光绪帝看病。

   1898年10月来到瀛台的多德福对光绪帝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待遇大为惊叹,他检查完后向外界公布说光绪帝有病但没有病危的危险,同时他还顺带向外界介绍了光绪帝的境遇,这又让慈禧太后非常不高兴了。

   1900年慈禧太后再次决定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但斟酌再三后还是听从了荣禄的建议“太骤将有变,不如徐图之”,并没有直接废掉光绪帝,而是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作为储君。在立储行动中为了慎重起见,慈禧太后将两江总督刘坤一调往京城呆了几天,等到立储行动结束后才将他放回原任。

   虽然当时国内有经元善等士绅反对(经元善曾领衔上书反对废光绪帝,签名者多达1200余人,后遭清廷通缉,经逃往澳门才免于一死),但无关大局,慈禧太后最为关注的还是外国人的态度。结果各国公使集体缺席立储庆典,他们只承认光绪帝为中国的皇帝,这似乎已经触动了慈禧能够忍受的底线了。

   就这样,列强的一系列行为严重的激化了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双方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同时也让拥立大阿哥的这部分王公贵族对外国势力极端仇恨。比如大阿哥的父亲载漪对洋人的态度 “自是载漪之痛恨洋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慈禧太后后来能够一口气宣布同11国开战,这部分人从中蛊惑也“功不可没”。

   正是由于外国列强屡屡得罪慈禧太后一伙人,所以他们就伺机报复,而这时正在山东地区逐渐兴起的义和团沦为他们同外国斗争的工具。实际上义和团形势的发展他们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后来之所以导致义和团滥杀洋人、围攻使馆,以致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的惨祸,都是由于他们出于一己之私利,故任其发展造成的。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也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作为非理性爱国运动的义和团运动,他的兴起是由于洋逼民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民间排外情绪的总爆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00年,在这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外国列强屡屡侵略中国,中国屡战屡败,以至于现在竟然沦落到被列强肢解瓜分的地步,稍微有点儿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哪一个心中不充满对外国人的仇恨?屡遭外国侵略的国人,心中无不充满对列强的仇恨。

   自五口通商以来,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让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断破产;频繁的内外战争、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引起了的社会的动荡;频繁的自然灾害更是让老百姓民不聊生。现实生活的困窘让社会上很多人都对时局非常不满,纷纷起来“造反”,这是义和团兴起的群众基础。

  当时排外救国的焦点集中在洋教会上,在义和团的乩语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民众对教会的仇视:“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天无语,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当时部分国人加入基督教并不是因为他们确实多么虔诚的信仰基督,而是有很多现实的原因。当时加入基督教的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就是社会上的贫民,他们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而教会经常给他们提供接济,施一些小恩小惠因此他们会入教。第二就是一部分殷实富户,他们加入基督教则是想仗着教会的势力在动荡的岁月中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利用教会的权势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好处。他们以前靠的是官府,现在连官府都要屈服于教会之下,于是就投靠了教会。第三就是社会上的流氓地痞,他们加入教会的目的很直接也很简单,那就是仗着教会势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国人之所以如此仇恨传教士,一方面是部分教民仗着教会的势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骑在普通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而老百姓却有冤难伸,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自己作恶多端、怙恶不悛,激起民愤。在众多传教士中也确实有真心实意传播上帝福音的,但是更多的还是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洋枪闯入中国的。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协助外国列强侵略中国;他们在中国境内霸占房地产业、包揽词讼、咆哮公堂,插手地方事务、无视地方官员权威。

   由于传教士在中国干尽坏事,民间对他们的误解也非常大。比如社会上时常流传教士专好杀人、刨挖坟墓、迷拐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房中藏有死尸等谣言,若遇时疫或井中、河中有异物则也往往怀疑传教士所为。如此一来,中国人对于传教士的仇恨更深了一层。

   当然文化的冲突在激发与教会的矛盾中依然起作用。基督教的不少礼仪规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习俗是完全相违背的,比如说他们不祭拜祖宗、不敬孔子、逢年过节既不烧香又不烧纸。在西方国家的大肆侵略面前,这些微小的问题同样也刺激着排外情绪的增长。这就像两人之间本来就存在深仇大恨,现在又经常彼此看对方不顺眼,后果可想而知。

   由于存在反对洋人的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社会上对爱国排外运动又持同情态度,国人对洋人特别是传教士极度仇恨,义和团运动逐渐兴起。

   当时部分极端保守的官僚士大夫,脑袋里残存着“夷夏之辨”,他们抱残守缺、拒绝西方文化,依然认为西方人是“狄夷”,极力反对洋人。其中的典型代表大学士徐桐,他在京城被人们称为徐老道生平最恨洋人。由于家居东交民巷附近天天看着黄发碧眼的外国人进出,于是就在自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些极端保守的官僚士大夫认为“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降假义民尽灭之”,因此他们非常支持民间兴起的这种爱国排外运动。

   而部分愚昧的群众觉得由于我们学习洋人开矿山、修铁路,破坏了风水、泄露了地气;是洋教士修教堂,亵渎了祖宗神灵才导致我们穷困至此,只有把洋人赶出去、将一切洋人的东西破坏掉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因此他们对义和团运动也持支持态度。

   在此以前一直都是维新人士在救国,他们搞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结果甲午战败证明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而戊戌变法则把社会上的守旧人士基本上都得罪了,也是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发生后全国的政治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全国上下谈维新而色变,维新势力受到空前的打击,国内保守势力大为扩张。既然维新人士救不了国,就轮到守旧派了,因此义和团也可以说是一次保守派的救国运动。

   作为一般民众和士大夫阶级由于洋逼民反、文化上的冲突、爱国情操的激励而发动或者支持这场运动,虽然理智上是错误的但感情上尚可原谅。而慈禧太后和那帮满族亲贵为了一己私利,把义和团当作自己同外国斗争的棋子,以至于引发八国联军侵华的惨剧则罪无可赦了!虽然他们都支持义和团运动,但还是要区别对待的

(二)义和团的发展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吸纳在不少学者都认为其源于白莲教。义和拳刚开始时只是为了保家安民并无排外倾向,但随着外国列强入侵的加深,中外矛盾日益显现,“灭洋”逐渐成为其主要目标。

   当义和团进行排外活动时,出于爱国情操的激励和保守立场,不少官绅都持默许态度,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处理教案时一般都尽力努力维护反教民众,因为他们也看到民众之所以反对教会主要还是因为外国侵犯治国主权,欺压百姓,以致“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

   1897年山东曹州的两名传教士在教堂被一群人手持刀枪冲入杀死,即“曹州教案”(亦称巨野教案)。事情发生后,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亲自对舰队训话说“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李秉衡一直都坚持己见拒绝向外国妥协,但最后清政府迫于外国压力将李秉衡降职调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而德国强占胶州湾则进一步加深了国人对洋人的仇恨。

   1898年义和团首领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在梨园屯焚毁附近的教堂并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声势浩大。在其影响下,义和拳在山东地区发展迅速,并且有原来的秘密活动走向公开。继李秉衡之后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愤恨外国传教士仗势欺人,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方针,并建议清廷因势利导将义和团改编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但1899年3月被清政府认为镇压义和团不利被革职。

   张汝梅被革职后,山东巡抚一职由曾在李秉衡手下为官,深受其信赖的毓贤继任。毓贤是一位狂热的爱国排外分子,据说“义和团”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义和团的队伍里也曾树起“毓”字大旗。毓贤在山西时曾向他的幕僚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指李秉衡),其一我也”。

   毓贤任职期间同情并支持义和团,平原县令蒋楷执意镇压义和团,毓贤警告他说“倘既指平民为匪,动辄言剿,该县令居心先不公允”。蒋楷率军镇压义和团被朱红灯等人打败后,毓贤乘机将其革职。

   当朱红灯等人率军进驻距平原县城不远的森罗殿后,毓贤一方面发文进行劝导,另一方面则委派卢昌诒和袁世敦(袁世凯之弟),率军前往镇压。卢昌诒与朱红灯议抚不成,袁世敦则率军镇压,义和团击退清军取得“罗森殿大捷”,而毓贤则对袁世敦进行了重处,上奏朝廷称其“异常草率”失之孟浪,袁世敦因此受到革职的处分。

   由于毓贤同情并支持义和团,故在其统治期间山东义和团发展迅速,遍地设坛口、人人争入团,因此毓贤的行为很快遭到外国列强的反对。美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撤销其职务,并暗示袁世凯可以继任。于是清政府在接到洋人照会的第二天就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并宣毓贤“进京陛见”。

   清政府之所以这么快做出反应,固然有迫于外国人压力的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毓贤无力应对德国占领胶澳后的局势。因为德国占领胶澳后,以教案为借口派军前往山东,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气焰十分嚣张。清政府害怕激起祸端,德军乘机大举入侵内地,于是就乘此机会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命其带领清军之精锐武卫卫军一同前往,既可以防范德军入侵,也可以威慑义和团,可谓是一石二鸟。

   毓贤进京后经常在载漪面前说义和团神功盖世、可恃一用,准太上皇载漪听的很开心,于是就在慈禧面前推荐他说“毓贤才大可用”,于是毓贤在京城没呆多久就来个异地升迁,到山西继续做他的巡抚。毓贤到山西后立即煽起了排外活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被列入外国列强的“祸首”名单,被迫自杀身亡。李鸿章对毓贤的评价是“毓贤误国”,也有时人评之曰“清季之酷吏以毓贤为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镇压农民起义),后半生召辱”。

   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本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清廷担心其蛮来铁血镇压激起事端,于是一再谕令他“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而面对如此云波诡谲的形势,袁世凯显示出了他的才干,仅花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使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平定下去。

   当时面对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袁世凯软硬兼施,一方面他深知义和团民众都是饥荒流民,有史料反映说“过了两三天,下了场大雨,第二天不见大刀会的人了,都没了,原来那些人是来吃饭的,天一下雨都各自回家种庄稼去了”。为了巩固社会基础,袁世凯奏请拨银赈济,并且还在部分地区设立粥厂,在很大程度上未定了农村的统治秩序;同时他还笼络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士绅,迫其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的甘结,由于地方士绅“平时颇取信于拳匪”,现在不少地主士绅被迫退出义和团,使义和团在农村的号召力大为减弱。另一方面袁世凯派军分驻各地对义和团进行震慑,同时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有时只将团首斩首,而其余部众一般都让其出具不参加义和团的甘结然后遣散回家,孤立瓦解首要人物。

   当然,袁世凯对义和团也有血腥镇压的时候,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极度嫉恨,当时像“杀了袁鼍蛋,我们好吃饭”这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还有人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戴着红顶花翎的大乌龟伏在洋人屁股上的漫画。面对汹汹民情,袁世凯在卧室周围密布铁网,防范甚严。

   z总体来说由于袁世凯举措得当,以至于在义和团运动发展的最高潮发源地山东却安然无事。袁世凯本人也因此次举动受到洋人的赞赏,国内外也渐渐知晓他这个人了,就连李鸿章也他恭维说“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

当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日趋平静之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则日渐兴盛起来,特别是1900年1月外国列强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不承认新册立的大阿哥溥儁的举动更是让慈禧、载漪等人“日夜谋以所报”,而正在蓬勃发展中的义和团就逐渐沦为他们同外国相对抗的工具。

为了扶持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清廷曾于4月17日发布上谕表示“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卫身家,可以听其自便,不可与之为难”,后来又谕令时任直隶总督裕禄“止论起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虽然此后清廷迫于外国压力也曾一再发布禁止义和团的命令,但都只是为了敷衍外国人不曾真正执行过。

   由于清政府的默许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发展迅速,1900年5月22日义和团义和团众在涞水击毙前往劝御解散的杨福同,声势为之大振,5月27日一部分一部分义和团民进据涿州城。实际上与其说是义和团攻占涿州,倒不如说是义和团砸烂城门进入涿州城,因为涿州城当时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城防,义和团众也是一哄而入。

   此时的慈禧太后内心也非常矛盾,她既不想镇压“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又不敢真正利用义和团抵御列强,在召集王公大臣密议时,载漪等“诸王、贝勒大声急呼主抚,反对者仅荣禄与礼亲王世铎”,于是慈禧太后于6月5日、6日先后派赵舒翘、军机大臣兼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劝说义和团解散,结果刚毅到了涿州之后不仅默许义和团的存在,还撤走了正在与义和团作战的部分清军。

   慈禧太后的态度和刚毅的举动无不显现着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得以大量进入京城,而具体来说则是载漪一手为之。早在5月28日载漪就和义和团首领商议入城之事,6月10日直隶各州县义和团大量入城 “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

   当时各地团民“不分昼夜,鱼贯而至北京”,他们进入京城后到处设立拳厂、坛场,“每团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上自王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不入团了”,甚至皇宫之内亦有太监设立拳团,载漪等人更不消说早已在家设坛祭拜,据说当时就连慈禧太后也入了义和

(三)清廷的决策

   义和团兴起之时外国列强就不断向清廷施压,要求清廷进行坚决镇压,清廷的态度前面已经提及,由于列强屡屡开罪于慈禧太后,再加上其身边有顽固派大臣的唆使,她也很想借此机会出口恶气,于是就利用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同他们作斗争。

   由于清廷剿抚不定的政策,义和团势力日益壮大,爱国排外运动也进行的越来越激烈,外国列强于是决定派兵代为镇压。在屡次要求清廷镇压无果后,各个国家纷纷派兵聚集大沽口,准备武装干涉。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2064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清廷内部也是战和不定,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

   6月16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东室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王公大臣有一百余人。

   会议开始后 “群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声”,在如此关键时刻保持沉默也许是保住自己乌纱帽的最好方法,但难道当官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吗?最后还是光绪帝最先发言,“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何不弹压?”声色俱厉。

   自从戊戌政变之后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光绪帝“每见臣工,恒循惯例三言两语而止,绝不言政事”,他今天的举动确实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有点儿意外,也许他可能意识到这一次战衅一起,自己的大清国真的要亡了。还好,光绪帝还没死,还记得自己仍是大清国的皇帝。

   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头,翰林院的刘永亨于是膝行而前奏曰:“臣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但话还没说完就被载漪厉声斥责“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完全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

   按照规矩,在皇帝、太后面前大呼小叫是要治罪的。其实不管在谁面前大呼小叫都不礼貌,对皇上、太后不礼貌不就是犯罪吗?光绪帝你不尊重也就算了他也不能把你怎样,但慈禧这边总还是要顾及到吧!但他现在是准太上皇,又坚决拥护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是她的铁杆跟随者更是她的嫡系,他说话也就是替慈禧传音,能不嚣张吗?载漪很嚣张,载漪很有资本。

   在准太上皇的怒吼之下,刘永亨再也不敢说下去。慈禧太后的态度是“太后默然”,这就有点儿可怕了。此后会场一片寂静,没人敢发言。别人都在沉默,但太常寺卿袁昶并没有。他在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由于今天开会来的人太多他跪在门外,从他跪的位置上看也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

   袁昶说话时的情绪很激动、声音很大 “声震殿瓦”。史书上记载的有点儿夸张,就算袁大人练上十年、二十年的气功也未必有这隔空震瓦的本事,但声音可能确实不小。“声震殿瓦”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袁昶说话时热血澎湃、慷慨激昂。骨子里蕴藏着一腔爱国热情,怎么能够不让他心潮澎湃?

  袁昶力言:“拳民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慈禧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不足恃呼?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义正言辞,袁昶无言以对。此后慈禧太后又让诸大臣各抒己见商讨对策。叫这些大臣们前来当然不是让他们来看戏的,但实际也差不多是来看戏的。因为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慈禧太后的一句话,她什么意思大家还不知道?

   会议的结果是:一、安抚乱民,二、令侍郎那桐、许景澄前去和正在向北京开进的西摩尔交涉,劝其不要再向北京进军。

   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对于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恽毓鼎四人来说还没结束。他们四个有意走在群臣之后,等到人都走完后他们又奏曰“臣等尚有言”。他们四个留下来就是想苦谏慈禧太后不能对外开战。

   当朱祖谋触怒了慈禧太后时,她厉声问曰“汝何姓名?”。就是这样的小官,在国家危难时刻的作为让那些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尚书侍郎之流顿然暗色不少。明知道说了也可能是白说但还是要说,只不过是为了尽到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他们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因为其余的百十号人都走了,为什么他们不能走呢?“位卑未敢忘忧国”也许是对他们最好的解释。他们受到慈禧太后的待遇是“怒目送之”。

   第二天慈禧太后又紧急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情形确实比第一次严峻的多。今天早上荣禄送来了一份照会(这封照会据说由愚蠢的载漪伪造),她看了之后勃然大怒,说了一句“外人无礼至极!予誓报之!”

   会议开始后仍由光绪帝最先发言,他劈头就问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徐用仪如何解释国家大局縻乱至此,徐用仪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谁都知道是为什么,但谁都不敢直接说为什么,又岂止是徐用仪答不上来?

   接下来群臣又就战和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但在慈禧太后宣读了洋人照会的前三条后,一切主和的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将慈禧太后逼上绝路的第四条是不宜在大庭广众之下宣读的,只有亲近的几个人才知晓,因为其内容是“勒令慈禧太后归政”。

   “倾见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衅开彼,国之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之也?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呼?”。慈禧太后的话一说完,大厅上出现片刻的死寂,现在还有退路吗?群臣的答复简洁有力“臣等愿效死力!”

   就这样,对外开战的形势已定,现在只是进一步统一思想正式宣战的问题了,但清廷还是召开了两次御前会议进行商讨,毕竟同外国宣战事关重大,且这一战关系到清廷的生死存亡不得不让人再三斟酌。

   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反对开战的联元慷慨陈词:

   “甲午一战,我北洋水师已经丧失殆尽,如开战南北咽喉断绝军械粮饷无从运至,敌兵自沽至京其势甚速,那些只懂得巫术的拳民如何抵挡的住?”

   “臣以为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

   说的多好呀,有理有据!慈禧的答复就一个字“斩!”,简洁、明了、干脆。幸亏联元的岳父庄亲王载勋在场,带头恳求慈禧开恩才得以免于一死。

  在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最终决定宣战。会议结束后令许景澄、联元、立山等人前往外国公使馆晓以利害,表明清廷可以一战的立场,“限令在北京使臣24小时内出京,并派兵保护”。

   此时的光绪帝显得格外激动,他从龙椅上站立起来走到许景澄面前拉住他的衣服,让他再等等,再等一等也许大清国还能多存几个时辰。

   “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光绪帝且言且泣。一个末世皇帝在自己成为傀儡之后,也许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臣民的深切关怀了,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些什么?本来就极力反对开战的许景澄拉着光绪帝的龙袍跪在地上哭泣。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和自己的臣子哭成一团,确实有失体面,但又有什么办法,被逼的!

   看到这幅情形,慈禧太后也不怕有伤龙体,大喝一声“许景澄不得无礼!”。

   昨天就差点被杀头的联元又冒死上前力谏:“法兰西为传教国,衅外启自法,既战只能雠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如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雨。

   凭此一片赤胆忠心足以入祀召忠祠、加封谥号、宣国史馆立传,但是没人记得他的冒死力谏、铁胆忠心,战争开始不久联元就和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一起被杀掉了。

   1900年6月21日,清廷正式对外宣战。慈禧太后在颁布的宣战诏书里宣称要“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绝雄雌”,一口气向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宣战。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主动对外宣战国家最多的一次战争,不仅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后,23日任命庄亲王载勋、刚毅为统帅义和团大臣,在庄王府设立义和团总坛,并且还拨给义和团粮饷、枪支制定团规,团规规定团民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统帅大臣调遣,否则轻则驱逐,重则严惩,加强了对义和团的控制。战斗打响后清军和义和团强攻紫竹林、死守东局子、决战老龙头、血战八里庄,但不管如何血拼就是摆脱不了失败的结局,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仅仅用了10天时间。

   开战后的慈禧太后较之以前更为困顿,她比谁都明白要想武力取胜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原以为还可恃一战的义和团也不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法力无边。但洋人的照会既要自己把自己打倒,又要自己把大清国卖掉不宣战又有什么办法?有些路也许在你踏上的第一步起,前途就已经注定,只不过你自己不知晓或者不承认罢了!

   慈禧太后对内外形势形势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从战争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开战后仅数天她就向外国求和,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她下令停止围攻外国使馆,并且还给他们送去瓜果蔬菜,在使馆界树了一块上面写着“钦奉懿旨,保护使馆”的木牌,此外她还屡次电令在南方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主持议和大局(外国一入侵李鸿章就会开始自己的卖国事业)。

   在攻打外国使馆时慈禧太后也始终留了一手,在战争进行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董福祥的甘军和无数义和团民众一直都没能攻破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而使馆内共有外国军队约500人,直到战争结束使馆内的外国军官合计死伤151人。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当日清晨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等人打扮成村妇模样冒雨仓皇而逃,慈禧太后在逃跑的过程中极其狼狈,她一直从后宫走到西华门才坐上马车,并且直到走到昌平才吃上一顿饭,当时“民或献蜀黍,以手掬之,太后泣,上亦泣”,由于慈禧太后害怕落入八国联军手中,一直逃到古城西安才停下来,在逃跑的过程中她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罪己诏,并还下令剿灭义和团,最后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被迫与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亥条约》。

   而对义和团到底是“剿”是“抚”,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一直都存在不同意见,清廷内部以载漪为核心,载勋、刚毅、徐桐等人为主体的“大阿哥党”,一直都是主张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人的,而身在朝廷的袁昶、联元等人以及身为疆臣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一直都是主剿的,于是当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上谕颁布后,双方的矛盾彻底暴露。

   宣战当天荣禄就私自告诉李鸿章,谕令“不必阅读,予以重视”,而李、刘、张等人则宣布招抚上谕为“矫诏”、“断不奉”。此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盛宣怀在他们和洋人之间穿针引线,与各国驻上海总领事进行紧急磋商议定《东南互保条约》,使东南地区超脱于战争之外。后来袁世凯经常对他的幕僚说“此次变乱中,若无我辈四人为支柱国事尚可问呼”(此话确实不假)。

   对于东南督抚的举动,慈禧太后是极为震惊的,地方督抚竟然敢公然违抗朝廷谕令,地方割据已出现端倪,众叛亲离之感油然而生。虽然如此但慈禧太后现在连北方的联军入侵都应付不过来,且还在不断电令李鸿章北上议和,也就无暇顾及他们违抗圣意了。在败局已定之际,李鸿章等人的作为确实使南方地区免遭战火蹂躏,还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四)义和团的救国行为

   义和团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保守派的一次救国运动,其目的也是为抵御外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并且与外国列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些人看来,只有将中国的一切洋人驱逐出去,将学西学的人全都杀掉,将中国一切与“洋”字沾边的东西都破坏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

   当时他们诛杀的人主要是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大毛子指的是外国传教士,二毛子指的是中国的教徒,三毛子指的是所有讲西学的人,甚至连光绪帝都成了他们要诛杀的人。他们在北京城内高喊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是指光绪帝,“二虎”是指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泛指所有学习西学的人。

   当时被权欲冲昏了头的载漪为了让儿子及早登基,就以杀二毛子为借口带着义和团民在皇宫追杀光绪帝,直吓得光绪帝抱头逃窜,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怒,召来载漪、载勋等人大骂一顿,事情才算平息。

   当时除了光绪帝差点丧命外,京中不少大臣亦难幸免。侍读学士黄思永被擒,翰林院编修刘可毅被杀,逼得不少京官纷纷难逃,甚至就连力保义和团进京的礼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家中亦被义和团洗劫,其中一直都支持义和团的八十多岁的“徐老道”还被拖出公审,经跪地求饶方才幸免。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庆恒既是正二品高官有事圣眷正隆的载漪的好友,但由于得罪义和团被其寻仇灭门,就连早已去世的洋务派官员郭嵩焘、丁日昌戮都有人主张戮尸以谢天下。

   至 于一般的民众则就更要遭殃了,“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免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齐下,皆死于非命”、“一家有火柴一杖,而一家八口一律被砍死刀下”、“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抛砸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戮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而外国人则更要倒霉了,庄亲王载勋为鼓励啥样人曾贴告示赏曰“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日本公使馆书记员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两位外交人员独自上街结果都暴尸街头,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之训古已有之,结果他俩却被非常不理智的杀害,这也是外国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口实。

   有时他们的举动简直就可以说是胡作非为,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抵抗八国联军入侵中皆英勇抗敌的民族英雄聂士成正在前线拼死鏖战时,义和团民众竟然绑架了他的家人,聂将军不幸中弹牺牲后义和团竟想分其尸,后因八国联军攻至乃止。

   由于在义和团看来,凡是与“洋”字沾边的东西都要被破坏,“于是闲游市中,见有销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着皆辄置死刑”。

  义和团在进入京城后为了烧毁一家老德记洋药房殃及京城著名的商业街大栅栏,当时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被扑灭,不仅致使著名的大栅栏毁于一旦,还烧到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而华北地区的的铁路、电线、矿山都被破坏殆尽、损失惨重

   在强烈的仇恨面前,理智二字显现的那样苍白无力,杀戮和肆意的破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但不管怎么说在普通民众看来,心中积压了几十年的怨气今天终于得到发泄了!义和团所到之处人人踊跃参与,一时间出现了“民心一改,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的浩大场面。

   义和团是主张坚决抵御八国联军的,但他们可恃一战的方法未免过于荒谬:“七天不洗头,砍下洋人头;七天不洗脸,可把洋人赶;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大沽口外长一土龙,纵横数千丈,海翻见底,洋船皆不得进”、“洪钧老祖命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

   义和团宣扬最多的法术就是刀枪不入,“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刀枪不入,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所用枪是中国传统的鸟枪,里面装的是中国土造的散装火药,距离稍远一点儿几乎就没有杀伤力。至于刀砍不伤则更像是杂技表演,持刀砍者须经验丰富、手法熟稔,故意装作使很大力气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刚好等刀刃接近皮肤时打住,就这样表演着刀枪不入。

   那么在实战中他们的法术又如何经受考验呢?办法还是有的,当他们与洋人交战时,让十多岁的年轻小孩排在最前面,年壮者站在中间,首领人物站在最后面,一旦战事失利,则首领人物先逃。故而年轻人受伤最多,年壮者次之,而大师兄、老师等首领人物受伤最少甚至几乎没有受伤,然后解释说“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之,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大师兄则多神术……故无伤”,如此一来就合理了。

   他们所用的武器好像都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比如说,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等。此外他们还依靠各路神仙来抵抗外国人,比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猪八戒、孙悟空、关羽、张飞、赵子龙、吕洞宾等人都派上用场了。

   他们假借神仙附体号召大家上战场杀敌,认为各路神仙会赐予自己力量。比如说刚才还好好的人,一会儿就手舞足蹈、口吐白沫、几近昏厥,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中风了,他们可是“神仙附体”。义和团就依靠这些神仙法术来抗击列强,解救中国。

   虽然义和团有诸多缺点,那么实际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情况到底怎样呢?

聂士成的的军队在天津紫竹林等地与联军激战,义和团“始犹出阵,继而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有史料载“某雨天义和团出战,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大半’”。

 因曹州教案被贬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与义和团渊源极深,他率军北上勤王之时曾统帅义和团与敌军作战,但一到前线,义和团畏洋不前,觉得“上负朝廷,下负斯民”的李秉衡在遗书中写道“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当八国联军中的英军从北京沙窝门下的水道进城时,数月前还高呼杀洋人的义和团民众摇身一变成为哎那里帮他们搭梯子的围观群众了。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把外国人赶出去,这是义和团运动的初衷。一番爱国热情确实值得歌颂,但所采用的方法、手段逆历史潮流而行未免太过野蛮与愚昧,难怪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 “拳匪”,被学者评为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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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回头,何必不忘?既然无缘,何须誓言?今日种种,似水无痕;明夕何夕,君已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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